巴金故居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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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图)

张耀棠 巴金文学院  2021-09-24

编者按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位于成都正通顺街98号的巴金故居，他曾在此生活近20年，后又5次回到成都，其多部作品里都有这座故居的影子。但遗憾的是，故居没能完整保存下来。本文的作者张耀棠，多年致力于巴金故居研究，于1984年写出了《巴金故居考实》一文，并根据考实情况绘制出了《巴金故居复原略图》。后来，根据《巴金故居复原略图》，按故居原貌1/25的规模，制作了巴金故居复原模型，模型现存龙泉巴金文学院的巴金纪念馆中。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我国著名作家巴金的八十寿辰。正巧在这时，我完成对巴金故居情况的“考实”，并绘成了故居布局结构的复原图。作为一件礼物，我把它献给巴老，也献给热爱巴老的读者们。

八十年前，巴金出生在成都正通顺街一所深宅大院里。解放后， 这所院子成为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住地的一部分。由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憩园》等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受到广泛欢迎，多年来，人们不断来到歌舞团住地访问作家的故居，瞻仰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

歌舞团住地原是由解放前三家“公馆”庭院合并起来的。（见图一）这三个“公馆”经过解放前后五、六十年的变迁、改建，早已改变了原有的面貌。因此，对巴金故居的具体位置和范围，长期以来流传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把西院说成是“家”的旧址，有的认定东院才是真实的故居；也有人把三个“公馆”甚至更大的范围都囊括进巴金的“家”。各种传闻，真伪混杂，莫衷一是，甚至以讹传讹。

巴老健在，许多知情人健在，人们对巴金故居的混乱说法，尚且能辗转相传，造成影响，如不尽早搞清楚，若干年后再来查考，恐怕就很难了。我在这个大院里居住了三十余年，出于对巴老的崇敬和一种责任感，从八二年开始，对大院里的东、西、北三个“公馆”的历史沿革进行了一番调查。我先后走访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邻居、老街坊和在大院里居住过的老人，以及巴金的亲属，并仔细对照了巴金著作里有关“故居”的纪实性章节和忆述，最终，据实排除了种种错误的说法，彻底查证了巴金故居就在东院的事实。在调查清楚故居位置的基础上，鉴于现在故居原有建筑已全部拆除改建，为便于查考对照，我又进一步将故居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改变前（参见《巴金选集》第十卷204页），院内的房屋建筑和景物布局，绘制成《巴金故居复原略图》（见图二）。我想这无论对于关注巴金故居的中外人士，或是阅读和研究巴金著作的读者，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北院、西院不是巴金故居

歌舞团院内北边一个院，据调查，解放前是孙景光的公馆，原是东珠市巷五十三号。过去该院的大门向北开在东珠市巷，东珠市巷是正通顺街北面的一条小街。显然这所公馆不属于 “故居”的范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西院，大门开在正通顺街，原是九十八号，大门口有一对石狮子，过去常常被人误会成巴金故居，因此有必要考查一下它的历史。西院在清朝末年是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公馆。凤荃号茀堂，旗人，因残酷镇压少数民族，人称凤屠夫，后来在打箭炉（今康定）被藏胞杀死。凤荃有个儿子叫钟子和，是个耍公爷，成天打鸟、玩皮灯影戏。平时拖着雨片鞋，穿个枣红色镶边的十三太保背心，憨里憨气的，邻近街坊都管他叫“凤瓜瓜”。其父死后，家境败落，钟子和便把这所院子租给英国领事馆。一九二六年，万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气势磅礴的讨英运动在全国全川兴起，不两年英国领事馆便撤走了。现住正通顺街一百零五号，年近七十岁的原用久到现在还记得：他小时候有一次跟着父亲进领事府送煤，在正房右边的大井边上，他打过核桃吃，中国厨师还给过他面包。院子的后花园很大，一大片草地，当中是个网球场，周围有竹林、棕树，还有两棵高大的油皂树和皂角树。

一九二八年，钟子和以二万七千四百元大洋的价格，把这所院子卖给广汉县首富张晓溪的儿子张尔嘉。我找到了张的弟弟张宜之，现年七十六岁，他来到现在还残存的小院（见图一内西院的标示），指着天井里两棵大银杏树说：“这两棵白果树在我们买这所院子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一抱粗了”。他还说：“那时我才十九岁，刚结婚。我就住这西边房间，我大哥住 东边，我的祖母住在客厅里夹成的两间房。这客厅的楠木镶花地板，几个房间里的壁炉和这 些能上下推挂的大玻璃窗、落地窗，都是英国人在的时候修的。”走出小院东边过道，来到水井边，他说：“这就是我家的吃水井，过去井边有一根核桃树，打水的杉杆就象一根大秤杆一样，吊在这根核桃树上。解放后，一九五〇年，我们以食米两百五十双市担把这所院子卖给川西军区后勤部……”。

在原用久和张宜之两人忆述的情况中，西院的历史变迁和主要特征都是一致的。有些部份在我一九五二年住进这所院子以后还保持着原样，井边的核桃树我见过，井现在还在，两棵银杏树还在。西院拆建时残留下来的小院是原建筑的第三重，在调查情况中，可以看出，从凤荃到英国领事馆以至张尔嘉，这里都是西院里的上等房屋。把这里误认为巴金故居里的马房， 把这口井当成旁边长着松树的巴金家的井，都是弄错了的。西院在一九七四年改建时，第三重小院之所以没有拆除，是因为建房费用超出了预算，没有钱再改建第三重的缘故。把残存下来的小院平房当成是保留的故居遗脉，这种说法确乎是误传。

东院是巴金故居所在

同西院仅只一墙之隔的东院，在成都解放时留下的三列旧平房，已在一九七一年全部拆除，改建成楼房了，现在除了一株桂树，已很难找到什么明显的标记。为了得到准确的结论，我在找知情人忆述情况的同时，还在巴金著作中，寻找记实性的章节来对照，一一应证主要细节的真实性，直至各个部位完全吻合为止。

先从大门谈起。现在歌舞团的大门，约在解放时旧大门的西边二十来公尺的位置，是七一年新建的。现在是九十八号，过去是八十七号。据邻居七十九岁的骆明宽老大爷回忆说：“原先李家院子（即巴金故居一笔者。）大门的位置离我家西边墙只有一间铺面远。民国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修街，把这一排院墙改成铺面，门也改成了砖门，两个石狮子搬走了，门口 两个太平缸也搬走了。这个院子紧靠云南会馆，我们那时租会馆的房子住。以后这个院子里住过罗团长（罗度能）、李营长和姓邹的开当铺的。抗日战争开始，住过刘处长（刘兆藜），一直到解放。”

原用久老人说：“张家院子西院东边靠巴金的老院子，再东边紧靠云南会馆和大仙祠。修街以前，李家公馆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两口太平缸。大家都叫这里是‘双石缸’。一九二四年杨森修街，石狮子和石缸都搬走了。一九二七年李家搬走，由田颂尧二十九军的一个军需处长罗度能接手，罗是彭县檬阳镇人。抗日战争开始，这所院子里办过一所大中中学，办的时间不长。约在一九三九年，罗把院子卖给四川省伪保安处处长刘兆藜，大门口有时要站卫兵，家里还有小轿车。”

正通顺街七十六号的曾秀美说：“抗日战争开始，我才十一岁，还在大中中学门口拣过铅笔。刘兆藜来了以后又把铺面改成院墙，大门又改修了一次，门上有‘藜阁’两个字。” 

巴金在《谈憩园》（《选集》第十卷193页）里，描述他四次回成都时，见到的故居景象写道：“我走过我离开了十八年的故居。（注：巴金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第一次回成都——笔者）街道的面貌有了改变，房屋的面貌也有了改变。但是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他们，就象见到旧雨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据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水的长方形大石缸。……我们称石缸为‘太平缸’。……我对太平缸并无感情，可是我倒希望能在原处见到那一对石狮子。我不觉暗笑自己这种孩子气的梦想，我明明知道石狮子早在我离家（参见《选集》第十卷186页‘一九二三年我和三哥一路出川……。’一一笔者）不太久，成都街道改修马路的时候给人搬走了。那是第一次的改变（指一九二四年——笔者）。我见过一张照片，还是在我二叔去世后不久摄的。门面焕然一新了。……‘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没有了，连门框也变了样，换了西装。门楣题上‘怡庐’二字，颇似上等茶馆。大门两边的高墙也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两排出租的铺面。……这一天（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一一笔者）我来到门前，看到的不知道是第几次的改变。有人对我讲起，这所公馆曾经是某某中学的校舍。我一个侄女在那里上过学，我的姑母也曾进去参观，还对着花园里的茶花和桂树垂过泪。可是我看见的不再是‘怡庐’，却变成‘ 藜阁’了。门前还有武装的兵在守卫。铺面都没有了，仍然是高不可攀的砖墙。新主人是保安处处长，他想用自己的名字来确定他的所有权。……过了一年多，我第二次来到这里，门媚上仍然是那两个字。过了将近十六年（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巴金第三次回成都——笔者）我又来到这里，‘藜阁’依然，而那个作成作福的主人已经完蛋了。我终于得到了进去参观的机会。又过了四年（即一九六〇年巴金第四次回成都——笔者），我再到这条街，不但‘藜阁’二字无踪无影，连那个花花绿绿的门面和有彩色玻璃窗的门也都拆掉了。又干净、又简单、又大方的西式大门使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门墙上钉着‘战旗文工团’的牌子。我看着这个新的景象，真是满心高兴。它找到了适当的新主人。”

一九五八年，那时的战旗文工团把东院扩充进来的时候，拆去了东、西两院之间的隔墙，改修了“藜阁”的大门，门前挂上“战旗文工团”的牌子，所有这一切，都印证了知情人对巴金故居位置的忆述和巴金四次回成都所见到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毋庸置疑，“巴金故居”就是东院。

十三年前，故居保留下来的大厅、堂屋和桂堂都已翻修成楼房，过去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但几处遗迹还能找到。原来在桂堂天井里的两株桂树，现在还留下东边的一株，它象一座测标似的仍然立在原处。在两株桂树当中就是故居的五进三重堂的中线，大门就在中线的东边。原桂堂的一列平房虽己改建成砖木结构平房，但平房的位置大小同桂堂基本是一样的。还有故居东边的院墙，一色老式青砖砌成，从南到北总长约八十公尺，北半段拐了两个直角的弯，第一个拐弯前边一点就是那口旁边长着一棵松树的水井，水井和松树已经不见了，巍峨的砖墙还原封未动的保留着。

过去，或许由于历史的原因，也可能是一般人不了解故居的底细，只知道战旗歌舞团是巴金故居，而不知它是，又不完全是。长期以来把西院当作故居的说法，广泛传诵，造成了混乱。尤其在东、西院旧房拆建，只留下西院一小片平房之后，把这里当成故居遗迹的说法，使许多人更深信不疑，致使近年来一些中外的来访者找错了地方，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张冠李戴的误会，现在应该得到澄清了。需要指出的是，凡一九七一年东院拆建以后，所谓“故居遗址”的房屋和水井的照片、录相、油画、文字记载以及种种传闻都是出自于西院，全是弄错了的。

绘制一张故居复原图

故居的位置弄清楚之后，我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仅仅用文字描写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概念，叫人在偌大的庭院里转来转去，总会使人没有耐心的。不如索性把故居内外的房舍结构和景物布局彻底搞清楚，尤其是巴金幼年和少年时代，经常活动，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他曾经居住过的房间；曾用红色的茶花花瓣，在花园里摆过“春”字的地方；那口旁边长着松树，在《秋》里描写过的，淑贞跳过的水井；在桂堂后面自编自演新剧的竹林空地；在一次闹兵荒时，巴金同他三哥搬去住过约两星期的 “下花厅”；还有那住过孤苦伶仃的老轿夫老周的旧马房……。我决计绘制出一张故居的复原图，把各个部位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出来，做到文图共赏。

八四年三月十八号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巴老的《我的老家》 一文，文中写道：“把《激流》里的住房同《憩园》里的花园拼在一起，就是我的老家。”在这之前，我在他的几部作品里寻找故居各处的位置时，总觉得小说里因有虚构，难以判断孰实孰虚的顾虑，便完全打消了。根据作品里的线索和我对部分旧房的印象，在平面图上我画出大厅、中天井、左右厢房、堂屋上房和桂堂是没有问题的。但除此之外都是一片空白，我必须找到在故居里居住过的人。几经寻访，我找到了在刘兆藜家当过小车司机的刘泽万和当过厨师的王元正两位师搏。

刘泽万告诉我：“刘兆藜在抗日战争初期住进这所院子之后，开初还没有改建。大门里有一个照壁，照壁上有个圆形图案，图案里有几个字，什么字记不清了（《谈憩园》里说过“我看见原来的照壁，壁上仍然有那四个篆体的图案字‘长宜子孙’”——笔者）。照壁接过去是一堵内墙，墙当中是二门。墙前面是一条巷子，巷子里过一部人力车两边还有空。再前边是一排临街的铺面。二门进去是个天井，天井左右两边是厢房，右厢房是门房，左厢房住客人。厢房的门是上半截镶花格子，下半截是木板的长形门。记得洗擦门窗时，手指要抠到格子里才擦得干净。”“花园是从大厅东边屋檐下进去，进去就是花园的栏杆。园内有假山，假山前面有两棵桂花树和一棵斜长着的石榴树。东边有一个长方形花台。花园已经荒了，草长得很深，草里还跑出过野兔子。在花园的北边，内天井的出口处，有一间象客厅一样的长形房间，南北两面都有窗子。右边同东墙相连，在这墙角里有一棵玉兰树”。刘师傅一面讲，一面画出这些景物的具体位置。

在《谈<憩园>》里，巴金写道：“整个花园，上花厅、下花厅、以及从‘长宜子孙’的照壁到大厅上一排金色的门，那一切都是照着我十九岁离家时看见的原样描写的。”刘泽万讲的二门内前天井的右厢房正是《憩园》里的“下花厅”的位置，花园北面的客厅正是“上花厅”的位置。

刘师傅还说：“以后刘兆藜为了使小轿车能开进院子，便把二门内前天井的左右厢房、花园和客厅通通拆掉了。街前的铺面改成了院墙，只留下西头一间来停放小轿车。墙的背后修了一个小戏台。”

关于厨房和水井，王元正师傅记得很清楚，他说：“厨房在最后一排房子的东头。”（即“桂堂”的东头）“井在东边墙下，井边的松树是根罗汉松”。这口井和松树，笔者也曾见过。井大约在六二年填掉了，罗汉松在这里一直挺立到七一年。

在巴老的《我的老家》里，我找到了巴老少年时住过的房间位置，“从觉新写字台前望窗外，就看得见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树。”在另一处写道：“我还记得为了大哥结婚，我父亲把我们叫做‘签押房’的左厢房改装成三个房间，其中相连的两间门开在通入里院的过道上，给大哥住，还有一间离拐门很近，房门开向内天井，给三哥和我两个住。到了我离家前两三年，大哥有了儿女，房子不够住，我们家又把中门内台阶上左右两块空地改装成两间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让我和三哥搬到左边的那间去……。”在图纸上，井和大厅的位置定下来，这两间屋子的位置便找到了。在小说《家》里，描写鸣凤投湖的当天夜晚，来到三少爷觉慧房里绝别，就是在叫做“签押房”的东厢房南头一间。巴金离家前两三年，住的玻璃窗小屋，就是小说里写觉慧听见大哥因神经失常，在大厅上打碎轿子的窗玻璃那间小屋，它在大厅通向内天井那道中门的东侧。（见图二）

关于故居的花园，并不象《激流》里的花园那样大的规模，那是作家在小说里的构想。巴老在《我的老家》里写道：“关于我们老家的花园，小说中只有觉新窗外那一段‘外门’的景物是真实的，……我们的花园并不大，其余的大部分，也就是从‘内门’进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写在另一部小说《憩园》里了”。这个范围即从水井后边的矮房到“长宜子孙”照壁，长约37公尺，宽约11公尺的一块地方。前后分为两部分，当中隔着一座形似“船房”的“上花厅”。园内有很多花木，为便于显示周围的建筑，图里除画出井边的罗汉松，以区别西院那两口有核桃树的水井之外， 其他花树暂时没有画上去。在前面的花园里画了一片铺方砖的地，那里原先是个水池，巴金四岁时，不小心跌进池里，祖父便叫人把它填平了，铺上了一片方砖。巴金幼年时，同兄弟姊妹一起，用红色的茶花瓣堆砌“春”字，就是在这片方砖地上。

故居的全貌基本勾画出来了，唯一还缺少旧马房的具体位置。我在《激流》和回忆录里来回找过几遍，始终没找到有关马房位置的记述。这是一个决不可遗漏的重要部分。因为在这用旧马房隔成的轿夫的住房里，巴老曾经度过了他的一部分童年。在轿夫老周的烟灯房，在灶门前的石凳上，病弱衰老的轿夫们，讲述过许多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平凡而十分深刻的道理。这在巴老幼年的心灵中，淬出了对人类社会爱的火花，激起了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反抗的精神，种下了巴老性格的根。因此，我一定要找到马房。

今年六月，我终于打听到了巴老的堂兄弟李西舲老人的住址，我赓即走访了李老。他今年已七十八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他十分热情地同我细谈过五、六次。他帮我准确地在故居草图上记下了每一部分的位置，马房的位置他也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家西边院墙是笔直的，墙的西南拐角内便是过去的马房，左右两边是几间房间，当中是长形天井。马房的门，以前开在大门内二门外那条巷道的西头，以后旧马房改成住轿夫，这道门便封闭了。人从大厅檐下西边通道进出，轿夫住的地方比较偏僻，但巴金小时候却很爱到这里去，听轿夫们摆龙门阵”。他还告诉我：“在大厅的两头，隔成两个大房间，是家庭教师教书的学馆，巴金幼年先后在这两个学馆读过书”。

至此，《巴金故居复原略图》总算基本完成了。这张图里的各个部位都是在查证后构成的，为便于看出故居的全貌，从平面图上竖起来画成一张立体俯视图。

一点释疑

把原是张尔嘉公馆残留下来的西院几间平房，误认为是故居遗迹的传闻，曾引起过一些误会，这里有必要讲一讲。

一九八三年九月，以水上勉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一行，来成都访问了巴金故居遗址。当时我已基本查实了故居情况，临时要我作介绍。我向他们介绍了东院故居原来的情况。走到原桂堂的天井，我指着那棵枯萎的桂树说：“这棵桂树是故居唯一的遗物，左边一棵已经倒掉了。……”在《我的老家》一文里，巴老写到水上先生途经上海回国时，两人见面的情景：“他（指水上先生）告诉我他到过我的老家，只看见一株枯树和空荡荡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显然，我说的“桂树”翻被译成或被听错成了“枯树”，以至引起了下面的误解。文中说：“在我记忆里枯树是不存在的。过去门房或马房的小天井里并没有树，树可能是我走后人们才种上的。我离家整整六十年了。几个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过‘老家’，见到了两株大银杏树，他似乎认出了旧日的马房，但是我不记得有那么两株银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给我女儿送来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画报》，上面选刊了一些四川画家的油画，其中一幅是贺德华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现在画面上的正是一株树叶黄落的老树。它不象是水上先生看见的‘大腿粗细的枯树’，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见的两棵银杏中的一株。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无法判断。”

在这段文字里，需要说明的是，油画《巴金故居》是听信了误传而作的。画面上的平房不是故居，而是张家院子那片残存的平房。那株“树叶黄落的老树”就是这个小院天井里两株大银杏中的一株，同水上先生看到的“桂树”完全是两回事。自然，这里更不是“旧日的马房”。前面已经查实，旧日的马房是在故居的西南拐角，同西院隔着一道墙，而且离这所小院还有一段距离。

好在巴老对他曾经生活过十九年的老家十分熟悉，对一切景物了如指掌。文中他表示“脑子里一点印象也没有”。他完全是被误传的“油画”“枯树”和“老树”搅混了才一时“无法判断”的，他似乎在等待着解开这个疑窦。

在同一篇文章里，巴老还提到一九八〇年来成都访问过的池田政雄先生，谈他拍了一叠他老家的照片，这些照片还在日本的《野草》杂志上发表过。在这些照片中，巴老认为一口井的照片是唯一真实的“旧址”。文中写道：“我记得它，因为我小说《秋》里写淑贞跳井时就是跳进这一口井。……井边有一棵松树，树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们家伙夫挑水时，挂带钩扁担的地方。……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只有光秃秃的一口井，松树也不知在什么时候给砍掉了。水上先生没有看到井，不知是人们忘了引他去看，还是井已经填掉”。事实正是这样，那真实的井早在一九六二年已经填掉了。一九八〇年池田先生拍照的那口井是西院的井，而一九八三年水上先生看到的桂树是在东院里，那才是真实的故居遗迹。

故居虽然已经拆除，但过去和现在以至将来都会有不少老老少少的读者，关心着这充满了旧时代爱和恨；埋藏着许多难以磨灭的回忆；润育过作家同旧制度的抗争精神的“家”。笔者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跟随着老人回忆的脚步，在《我的老家》里一遍又一遍的巡遊，追寻着每一个旧时的也是新的痕迹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初稿

（原文刊载于《当代文坛》1985年第四期

作者：张耀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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